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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问题]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中国创建亚洲共同体的时候到了

编者按:4月16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做客清华大学“唯真讲坛”,与全校党员分享“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秩序重构”的主题演讲。以下为讲坛文字全记录,来源: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

编者按:4月16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教授,做客清华大学“唯真讲坛”,与全校党员分享“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秩序重构”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讲坛文字全记录,来源: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讲座实录:

首先感谢学校宣传部的邀请,非常高兴今天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疫情防控、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秩序问题,和大家去分享这一段时间来我们的一些学术探讨和思考。我先对主题内容做一个介绍,大家有问题我们最后再一起讨论。

今天内容主要是按照“4稳、3推进、3大发展、3个反思、1个中心”这样几个内容展开讲解:

4稳是指稳防控、稳民生、稳就业、稳金融;3推进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亚洲治理体系、推进全球技术贸易;3大发展是教育大发展、医疗卫生大发展、数字经济大发展;3个反思,反思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的问题,改革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1个中心指建立以县(市)为中心的教育文化中心、科研创新中心、医疗卫生中心、经济发展中心,通过地方竞争,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治理体系;通过数字技术,老爷下乡,泥腿子进城,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

疫情期间,我们的制度优势在防控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使我们对更多问题进行反思,比如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从而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

前段时间,中央发了推进要素市场建设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怎么样去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呢?我们的思考,核心是要有竞争,要有主体。建立以县为中心的教育文化中心、科研创新中心、医疗卫生中心,经济发展中心。县域经济是主体,通过地方竞争,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治理体系。

我们的“4稳、3推进、3大发展、3个反思、1个中心”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建议:第一,建立中央、省、县(区)三级系统、科学、精准、最优防控机制。第二,发钱补贴低收入家庭,推迟部分贷款还贷一年。第三,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第四,县里建大学。

下面,我首先对目前的疫情情况做一些回顾。国内的情况众所周知。国外的情况,这是昨天的数据,显示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累计死亡已经超过12万。美国已经超过60万的确诊,累计死亡是2600多人。

而美国的疫情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在4月14日给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写了一封公开信,其内容就是什么是疫情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的Truth(真相),她提出了几个Truth(真相),我们翻译如下。

真相一:特朗普拆解了交给他的美国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原本是为了为应对和克服大流行病的,结果,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经济灾难。

真相二:今年1月,特朗普就接到有关疫情的警告,他无视这些警告,没有采取有效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灾难。

真相三:特朗普告诉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大流行是个骗局,它会神奇地消失,但结果疫情危及生命,为经济灾难铺平道路。

真相四:美国在3月份没有适当的检测,尽管特朗普反复声称有;甚至现在,美国也没有足够的测试、口罩、个人防护用品和必要的设备,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真相五:由于美国对这场健康危机反应无能,交给特朗普的强劲经济,现在成了一场灾难,给无数美国人带来痛苦,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

真相六:特朗普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可怜的领导,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有弱者总是责怪别人。

真相七:从现在开始,美国人必须无视谎言,倾听科学家和其他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以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当局的矛盾由来已久,所以Pelosi这样的一个公开信,反映了美国的府院、政党之争。但是她所说的这些真相,反映了目前以Pelosi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目前疫情的一些看法。

对目前全球经济的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天前做了一个展望,他们称之为大封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现在这样一个大封锁,已经成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

从数据上看,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增长是-0.1%,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3%。他们假设疫情在今年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明年会有个相对的反弹,这个反弹意味着它是在今年-3%的基础之上会增长5.8%。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很严重,今年预计是-6.1%的增长,明年预计反弹到4.5%。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是-1%,明年反弹到6.6%。

如果今年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得不到控制,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下降到到-8%。所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看,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相当的悲观,按照他们的说法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预测,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是-5.9%的增长,明年如果疫情能得到控制,反弹到4.7%。预计中国今年的增长是1.2%,明年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反弹到9.2%。

国家统计局4月14号发布的第一季度中国外贸数据看,我们第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7%,贸易顺差是983亿美元,收窄了20.6%。在疫情之下,我们的出口和进口总体呈下降态势。对欧盟的进出口下降了10.4%,对美国的进出口下降了18.3%。而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是逆势增长的,对东盟的进出口是逆势增长6.1%,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我们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之后,中国维持了我们对美国进口增长的承诺,坚持进口美国农产品。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达到355.6亿元,增长1.1倍,进口大豆增长2.1倍,进口猪肉增长6.4倍,进口的棉花增长43.5%。

面对全球疫情,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

定向增加信贷供给。美国 : 三轮共计超过2.3万亿的刺激计划。建立针对一级市场公司信贷融资便利机制;推出大众商业贷款,向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部分免偿还贷款。英国: 为企业提供总计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 承诺增大公司债持有规模。德国:设立总规模6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追加1560亿欧元企业担保与股权纾困资金。日本:提供1.6万亿日元中小企业纾困与金融援助基金;将政府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翻倍至1800亿日元。投入4500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公司海外业务。中国:推出3000亿财政贴息专项再贷款,确保重点企业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信贷。

延长贷款期限与减免贷款利息。美国:允许学生贷款延期;纽约州宣布90天的房贷纾困政策。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将给予受困人员与企业至少3个月的“付款延长期”。大家知道华尔街曾经有4次熔断,在4次熔断以后美联储大手笔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已经把利率削减到0%,而且是至少保持12个月。

保障信贷资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美国:美联储设立用于为存量公司债券提供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机制,重启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为合格的商业票据提供贴现。英国: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削减至银行对贷款需求方风险敞口的0%,并持续至少12个月,这将为企业提供高达1900亿英镑的银行贷款。欧元区:欧央行启动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私有和公共部门证券临时购买计划,并将合格资产范围扩大到非金融商业票据。中国:提高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下面对我就4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系统、科学、精准、最优防控机制

第一个是稳防控。防控可以用最优的隔离强度来代表。举例而言,最强的是居家隔离,在家里不能出门;然后是小区隔离,可以出家门,不能出小区;然后是一个县的隔离,可以出小区,不能出县;然后是省的隔离,可以出县,但不能出省;最后是全国的隔离,可以出省,但不能出国。我们用x 来代表这个隔离强度。C代表发生疫情所带来的成本,诊断、医疗的成本,病人生病的健康成本等等。隔离强度越高发生疫情的可能性就越低,那么疫情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疫情的成本C=C(x)是隔离强度的一个减函数。病毒防控的学者和经济学者往往研究的对象不同,需要结合起来。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讲,隔离强度是越强越好,但是隔离的强度越强,我们生产的成本也就越高,都居家隔离了,就没法上班了。一个县隔离了,这个县和县外的经济活动就暂停了。我们用E来代表经济成本。这个经济成本又是隔离强度的增函数,E=E(x),隔离强度越强,经济成本也就越高。

而最优的隔离强度是什么呢?隔离的总成本T是疫情成本加上经济成本,T(x)=C(x)+E(x)。最优防控就是选一个隔离强度x, 使得隔离的总成本最小。对于T(x)求一下导数等于零的一阶条件,那么最优隔离强度就是x的解,满足边际疫情成本等于边际经济成本C’(x)=E’(x)的条件。提高隔离强度使得疫情爆发风险减弱所带来的好处,应该等于提高隔离强度带来的经济成本的增加,这就是最优防控的概念。

我画了一个图来辅助分析,横轴是国内的隔离强度,纵轴是疫情成本和经济成本,这样就可以画出一条向下降的边际疫情成本的蓝线,隔离强度越高,疫情带来的成本就越低。相反,隔离强度越高,经济成本就越高。图中交点使得疫情边际成本等于经济的边际成本,这是我们所说的最优隔离强度。这个模型上,人民的生命财产已经考虑了。大家会说,人命关天,首先要考虑发生疫情带来的健康成本。但是,新冠肺炎会带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隔离在家里,如果有其他疾病,不能及时去医院,一样会带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新冠肺炎会损害健康,收入下降吃不好一样会损害健康。所以,我们要做的防控是一个最优防控,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均衡状态。

国内的疫情成本、经济成本都受到跨境隔离强度的影响。现在对我们中国来讲,境外疫情汹涌,输入性疫情形势很严峻。跨境隔离强度越强,国内的防控就越容易,国内边际疫情成本也就越低,所以这个边际疫情成本曲线,用红线来代表,就向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跨境隔离强度越强,国内的边际经济成本也就越高。因为跨境隔离强度越强,国际贸易的成本就提高了。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国内的边际经济成本,受跨境隔离强度的影响而上升的程度并不多。原因是即使我国边境不隔离,其它国家的边境却在隔离,我们的国际贸易成本还是很高。因此,在其它主要国家都已经控制了边境的情况之下,我们加强边境防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限。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入境要严控,境内基本要最优防控。

第二个方面,现在要考虑全球下一波疫情的爆发风险了。防疫是中长期的,从现在预测,很大可能2-3年,病毒无法消灭,只能共处。我们距离下一波疫情爆发,即大约是今年10-11月份,只有6-8个月的时间,所以需要立即开始准备。从现在我们国内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下一步国内的疫情不一定会爆发,局部如果出现疫情,局部隔离大约两个月我们也能控制住。我们前面这几个月的疫情防控,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对长期防控的信心。

长期的、常态化的防控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要建立系统、科学、精准、最优防控机制。

为什么要系统防控?如果疫苗18个月还没有成熟,那我们下一波的疫情防控就不能依赖疫苗,来不及。我们需要靠前面这几个月摸索出来的系统防控、体系防控经验和数据。将这几个月的防控经验,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最优化。就比如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大炮,但是仗还得打,而且要打赢。我们在没有飞机大炮的情况下怎么和病毒作战呢?还是老办法,依靠人民依靠党,打人民战争。

什么是系统防控?在全国范围内,疫情的爆发是一个随机概率。理论上,如果信息是完全的、精确的,一旦某个地点有人感染病毒,我们立即就能发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即将病人和病人的接触人员立即隔离、诊断,然后对被传染的人医治。由于信息是完全、精确的,一旦把感染病人,和病人接触人员隔离之后,其他的人员就没有传染风险了,不需要隔离,整个国家可以完全正常的运转。所以,在信息完全、精确的情况下,常态化的防控就是随时发现病毒感染病人、接触人群,立即隔离,而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几乎没有影响。

在实际情况下,信息不可能完全、精准。那么我们对感染病人、人群也做不到完全精准隔离,但是可以近似,而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发现病毒传染病人之后,对病人和接触人群所在区域进行精准隔离,而隔离区域之外的经济活动照常进行。只不过,因为做不到精准,需要确定隔离区域的范围与隔离时间的长度。

既然系统防控的核心就是疫情信息的完全、精准。那么,系统防控的原则就是:1.常态随机抽样检测,2.早发现,3.早隔离,4.早检查,5.早治疗,6隔离区域外经济正常运行。需要决策的关键就是隔离强度和范围。比如说,北京朝阳区某个居民点发现一个病人,这个居民点完全隔离了。那么朝阳区要不要隔离,隔离强度多大?北京市要不要隔离,隔离强度多大?

常态防控的情况下,疫情的发生是一个随机事件。发生在哪儿,哪儿就隔离,其他地方经济正常运行。所以不同地方,隔离强度一定是不同的,这样就需要以地方为单位来决定防控措施。我觉得,以县(区)为地方单位可能比较合适,以省为单位太大了,以乡镇为单位又太小了。

第一,我们建议建立中央、省、县三级疫情防控体系,以县(区)为决策单位,按照疫情的情况确定隔离强度。以100万人口的县(区)为例,防控体系需要什么呢?100万人,万分之一的疫情就是100人。按照万分之一的疫情标准建防控体系,需要有定点医院接受重症、方舱医院接受轻症、然后是隔离、检测体系。县(区)都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防控体系,独立完成抽样检测、发现、隔离、检查、治疗全过程。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县(区),比如说北京市朝阳区,发现1个确诊病人,同时找到100个接触人员,那么在立即隔离病人和接触病人的同时,朝阳区要实行什么强度的隔离措施?是病人小区隔离,还是整个朝阳区隔离?与此同时,北京市的其他区要实行什么样的隔离措施?像现在这样,北京市区内(除输入性病人以外)已经很多天没有确诊病人了,但是洗衣机修理工要进我住的小区,还是需要预约、填表一大堆,光是进小区门就多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小区需要这样的隔离强度吗?

现在这样的隔离强度,不是最优隔离强度,也就是说隔离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大大高于疫情成本。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和病毒共存,也就是有人感染是个概率事件,总会发生,无法避免。我们需要做不是杜绝有人感染,这个我们做不到,而是控制病毒传播,并且以最低的成本来控制病毒传播。要最优地控制病毒传播,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模型模拟、测算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拍脑袋。

第二,系统防控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疫情防控的科研创新,目前各国都在进行。主要是医学科技创新,一是检测,二是疫苗。我们清华已经有一些项目参与其中。目前看来,我们的疫情检测技术和疫苗研发都走在世界前沿。

但是,如果疫苗在18个月还没有成熟,那么我们的体系防控更加迫切需要的是疫情经济学模型模拟。疫情经济学模型需要将病毒传播模型和新地理经济模型相结合,进行计算机模拟。我们需要多地区的模型病毒传播模型,一个地区发生疫情了,需要考虑其他地区的传播概率,然后确定不同地区的最优隔离强度。

从学术角度来说,病毒传播模型的学术研究是成熟的。隔离强度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用新地理贸易模型来模拟。最近10多年来,新地理贸易模型日益发展成熟。但是,将病毒传播模型和新地理贸易模型相结合却是一个挑战。这几个月来,欧洲、美国迅速的涌现出了所谓疫情经济学,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文章。但是我们在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却是大大落后的。所以我们的防控隔离措施还没有建立在病毒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之上。

关于疫情防控的科研攻关上,我们高度重视医学研究,高度重视检测、疫苗的研究,却对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研究不重视,甚至没有起步。所以疫情隔离措施还做不到精准、最优。我国需要立即投入到疫情经济学模型的科研攻关上来,让全国、各个省、各个县(区)的疫情隔离措施建立在疫情经济学模型的模拟分析之上,而不能只是靠直觉。

建议在病毒传播与经济学研究都有较好基础的华北(北京、天津),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华中(湖北、湖南),西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东北(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区迅速组建至少5个以上的科研团队,相互竞争,对病毒经济学模型攻关,建立全国、省、县(区)的病毒经济学的计算机模拟。

研究团队需要什么呢?1.需要经费。按照现在的科研体制,如果让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去申请各种基金项目,来不及,也不一定能批下来。2.需要研究人员。3.需要数据。我们的研究,体制内外两张皮。体制内有数据,但是不一定会做模型;高校科研人员能做模型,但不一定拿到数据。4.需要激励。科研研究人员需要发表文章。我这样的无所谓了,国家需要,我可以去做,顶多少发几篇文章。但是,团队要靠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发表文章、评职称。我们自己做的病毒经济学研究,大概英文杂志也不好发。但是,中文杂志是不是能给这些研究团队留一些空间,让病毒经济学模型的文章能在中文一流期刊上迅速发表?无论是经费、人员、数据、还是科研发表,能不能由国家组织,给疫情防控研究开一些绿色通道?

这种真刀真枪的科研攻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经济学研究,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做得最好,但是理论往往和实践脱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病毒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建立在实际数据之上,模型好用不好用,估计、预测得对不对,直接用数据说话。团队之间竞争,做得不好的研究团队,防疫的实践就直接淘汰了。

二、稳民生,三、稳就业

稳民生、稳就业是托底。稳民生是大家有饭吃,稳就业首先是稳企业。我们的稳民生建议是,1/3(或者1/2)收入分位数以下的所有人,按人数发放,一次性补贴一定比例的人均工资,让所有人能熬过去这几个月。预计补贴的总规模是1万亿元。

我们的稳就业建议是,减轻疫情期间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还贷成本。对中小微企业推迟还贷一年,也可以考虑可车贷、房贷推迟还贷一年。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推迟还贷的成本由央行通过增发货币来承担。

四、稳国际金融。

美国和欧洲大规模的发钱,比如说美国的美联储通过无限制的提供流动性,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规模的放水,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

所以,稳定我国的国际金融市场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建议是建防火墙,即一个累进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在资本正常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税是0,跨境成本流动是0;如果资本流动异常加大到一定程度,比如现在外汇的交易量大概是500个亿,如果异常加大到2倍1000个亿了,这个税就会启动,累进税率是指资本流出的量越大,税率也就越高。我们并不需要禁止资本外流,如果完全禁止资本外流成本太高。如果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30%,大概也就足够防止金融攻击了。

跨境资本流动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开户费。因为累计的边际税率是越来越高的,为了防止避税,所以需要有开户费。帐户越多,开户费也越高,另一部分是累进税,流量越大边际税率越高。我们的设计,是开户费和累计税率的组合。模拟表明,第一,每个投资者,不管他的资本流量有多大,都不会开超过5个账户。第二,通过累进的边际税率,没有投资者愿意资本流出量超过正常量的三倍,这样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的设计,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使得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跨境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既然资本流动量是正常的,那么这个税就是零。即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流动防火墙建立的同时,放开汇率,实现干净浮动。

中美的谈判

中美谈判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首先,美国财长姆努钦谈到在第二阶段达成之前,第一阶段的关税需要保留。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份提出,希望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问题及产能过剩、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及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二阶段谈判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全球秩序

疫情的危机冲击了全球的秩序,我们需要去理解,目前全球失序的状态,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从国际关系方面分析,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做出了总结,产生了霸权稳定论,他认为1929-193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持续十年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序。

那么世界秩序失序的原因是当时的作为主导国家或者叫霸权国家的英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发挥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者的作用,而有能力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所以他认为世界秩序领导者的缺失,对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他的看法是,要使世界经济趋于稳定,就必须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因为世界秩序是一个公共品,他认为提供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国家。

讨论国际政治,比较有影响的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保护各个国家的安全。他认为大国都具有一定的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个大国没有办法确定其它国家是否有敌意,大国高度重视生存,且国家是理性行为者,都要使生存机会最大化,这样他就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大国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是猜疑的;第二,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第三,权利最大化,大国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成为霸权国家,至少是区域性霸权国家。

从三个原则去推,米尔斯海默的结论很简单:中美必有一战。

2019年我和其他10位中美经济学教授和法学家一起做了一个研究,提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出路——第三条出路。

其中我自己提出了竞争共存的四项原则,我个人认为大国关系不是一定要有个霸权国家,也不一定是中美必有一战,可以是竞争共存的。因为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性表现在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比如我们现在买他的农产品,也有竞争的部分,比如说我们5G技术的竞争,也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军事等方面。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互利的方面就忘记了有对抗的一面,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对抗的一面就忘记了我们还有互惠竞争的一面。另外,我认为中美的关系只是世界关系的一部分,中美两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只占世界GDP的40%,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欧盟、日本等占全球GDP60%的其它国家的选择。

我觉得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有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双层世界治理体系,一方面有全球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区域的治理机构,在区域层面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我们从这一次疫情防控可以观察出来,不同区域的防控措施不尽相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是体系防控,亚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强。欧洲的防控和美国的防控和我们的防控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

全球治理体系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所提出的decoupling China(脱钩),即剔除中国,美国维持主导。在疫情期间,美国剔除中国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作和措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走。从贸易、投资、生产、高科技、人员交流各个方面都在向前走,试图重新打造由美国所主导的多边与双边协定,试图孤立中国。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由美国主导的decoupling China,我们不能等。我们建议,建立亚洲治理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

我们建议,在目前疫情之下,应该成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理由如下:目前全球处于失序状态,中美的冲突是长期的,如果建立全球秩序,中美必须合作。在美国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能力来建立全球秩序。但是中国有能力主导亚洲的秩序。按照霸权稳定论提出的秩序是一种公共品,秩序一定是由大国提供的。所以东亚、东南亚的秩序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中国主导,中国主导不一定能构建成功,但是中国不主导一定不成功。同时我认为,美国合作对于建立亚洲秩序是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合作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那么亚洲秩序一定是能建立的,但是如果美国不合作,中国也能建立亚洲秩序。

从历史梳理上看,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G)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报告。在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把亚洲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2009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敲定未来的合作大方向就是共建亚洲共同体,但是亚洲共同体后来这十年的发展并不顺利,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美国不积极,美国反对;第二,中国也不积极,因为十年前日本提出的亚洲共同体是以日本为主导。

但近十年来东亚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3倍,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构建亚洲共同体,当然是中国主导。那么亚洲共同体如何建立?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单干!

首先,单边开放,中国对亚洲共同体成员国单边开放。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无论是美国、英国,要建立地区的秩序、世界的秩序就要付出成本。对中国来说建立亚洲秩序是有利的,同时需要付出成本。

建议直接采用双边谈判,其它国家有序进入。例如先问新加坡、老挝、柬埔寨;他们愿意加入之后再去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愿意之后你再去问印度尼西亚、然后越南、然后韩国;韩国愿意加入之后,再去问日本。这样中国单边开放、依序和其他国家谈判,亚洲共同体有可能建成。

建立亚洲共同体,我们要在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人民币需要国际化。在两个方面:1、浮动汇率。2、跨境支付体系。我们不能等了,通过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要迅速推进。

第二,推进亚洲治理体系。我们建议,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

第三,推进全球技术贸易,反对技术封锁。

最后,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差异,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1/6,美国农业是GDP的0.8%,我们是7.2%。我们的制造业是GDP的40.7%,美国的制造业是18.6%。美国的第三产业是80.6%,我们是52.2%。中美的产业机构,我们差在第三产业,差大概30个百分点。

再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基础实力,教育。

2018年中国高中以上占成人数是31.56%,美国是94.97%,中国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是成人数的14.01%,美国大专以上是60.46%。美国的高中毕业生比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多出了60个百分点,美国的大专毕业生比中国的大专毕业生多出了将近36个百分点。我们差在教育上。

所以教育要大发展。我们建议:1. 实现12年的义务教育制度,普及高中教育。2.每个县应该至少建立一所两年制以上的大学。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来推动教育大发展、医疗卫生大发展。例如现在有200所重点大学,每个重点大学如果利用网络课程能带10所县级大学;200个重点医院,每个重点医院利用网络技术带10所县级核心医院。

我们要反思,现在最缺乏的是教育,县里面缺大学,缺高中,这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反思,什么难我们就需要改哪里。大城市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这个是制度问题,不是发展水平问题。美国是发达经济,也是就医难。香港是发达经济,也是上学难,住房难。所以要改革教育制度,要改革医疗制度,要改革住房制度。能够使我们做到幼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者有其屋,业者有其职。

无论是防控还是经济发展,都可以以县为单位,建成一所大学,建成教育文化中心,建立科研创新的中心,以县为单位建立核心医院,建立医疗卫生的中心,然后建立经济发展的中心。

通过地方竞争,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治理体系,只有竞争才能形成好的治理体系,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如雨课堂、腾讯会议,我们清华大学可以带十所县级大学,各个重点大学都可以带十所县级大学,重点医院都可以带十所县级医院,这样就可以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

主题分享就到这里,学术探讨,错误在所难免,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下面进入问答时间,欢迎大家弹幕提问!

问答环节:

Q1:特朗普停止对WHO的捐款,您有什么看法?

A:特朗普停止对WHO的捐款,我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政策,他对于多边体系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弱。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去推动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那很可能反而帮助了WHO,我们要去建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了,那特朗普没准着急了,反而会去支持WHO了。

Q2:请问教育比例数据包括全国人口吗?

A:是包括的。目前的初中毕业以上占人口比例,即受教育人群的比例挺高的,但是我们的高中毕业生不够,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差很多。我觉得我们通过像雨课堂这样的数字经济发展,教育可以有突破性的发展。

Q3:美国许多企业要求中国针对疫情进行索赔,您怎么看?

A:历史上在没有出现战争的情况之下,还没看到打官司能对大国索赔的。

Q4:亚洲共同体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对国际社会有多大影响?

A:靠其它国家来支持,我觉得这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单干。

第一,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局势,重建全球经济秩序。中国要想在短期之内取代美国,建立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做不到。

第二,亚洲国际环境复杂。所以以前亚洲的中日韩的合作都很困难,原因很简单,美国不支持。日本和韩国也三心二意,所以亚洲共同体能否建立,核心是中国愿不愿意单干。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亚洲,东亚、东南亚占了40%到50%以上。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可以先易后难,你不需要先去找难的国家。比如说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愿意进来的先进来,然后有序的向前进。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建立亚洲的根据地,我们不能等人家把我们踢出去,形成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总得要去做一些可行的事情。

农业是基础,前段时间农业部说明,我们有一年以上的粮食储备;第二个,我们今年农业的生产没有问题。实际上农业进口很多是替代性的产品,比如说玉米、大豆,这个主要是作为饲料,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没有问题。

Q5: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如何现代化?

A:这个是因地制宜,就是说有些地区,比如说河南大面积的农村的集体化已经开始了。我认为以前更多在讨论农村的工业化,那么农村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农村的现代化是大学啊。每个县要有大学啊,是人力资本啊,光是农村的工业化是不够的。我们差在什么地方?我们差在50万人的县里面一所大学都没有啊。从数据上看,我们不是差在农业,我们也不是差在制造业,我们差在服务业、教育、大学、高中,这个是我的不成熟看法,我们来探讨。

Q6: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污蔑和污名化,您怎么看?

A:社交媒体的舆论,偏激的观点是放大的。比如说我们武汉,发生最多的是那么多的武汉人民和医疗战士舍身忘我的防疫。但是在社交媒体里面出现的最多是什么呢?所以,社交媒体里面的污名化,它不一定代表了舆论的现实。

疫情期间,大家都需要团结来面对疫情。在疫情期间别说是东亚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也还是共同抗疫的地方更多一些。

Q7:中国工业转型怎么看,怎么看医疗教育私有化?

A:我刚才讲了三个问题,三个难,第一个是教育难,第二个是看病难,第三个是住房难。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我们的教育市场、医疗市场、药品市场和房租市场,我认为都有相当程度的扭曲。那么,怎么样去尽力解决我们的上学难、就业难和住房难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因地制宜、地方竞争,各个省自己想办法,各个县自己想办法,可能就想出自己的好办法来了。医疗、教育、住房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公共品,需要政府去提供,同时也需要竞争来提供效率。

Q8:关于安倍晋三在政府建议中提到建议帮助在华日资企业撤离您怎么看?

A:从数据上看不到日本在华企撤资,有出有进。如果我们建立了亚洲共同体,20亿人以上的市场,那我们不怕撤资。我刚才讲的美国去中国化,它去中国化有可能实现,去亚洲化它就完全不可能。

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要防范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应对防范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些措施,我的建议就是建立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使得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深度的进行合作。

Q9:对于疫情过后的外汇走势您有什么看法?

A:疫情过后外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我认为会相对稳定,先贬后扬。当金融市场出现很大不稳定的时候,美元是国际货币,是安全资产,为了避险,所以在短期之内美元会比较紧俏,会升值,从而使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贬值压力。

但是,从中期来看,就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在这个层面人民币是有升值空间的。但是我个人最主要的建议,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汇率应该放开,放开之后由市场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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